追忆汪老:经世致用,精忠报国

发布时间:2016-10-17发布者:系统管理员访问量:218

汪尧田(19182006),安徽全椒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WTO研究先行者。1940年考取重庆大学商学院,师从著名经济专家马寅初、张志让和前任复旦老校长陈望道,1944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获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194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世界贸易专业博士学位。198110月起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研究所名誉所长。1986,与中国政府申请“复关”同步,当时已年届七旬的汪尧田在我校建立了“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现为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创办了全国唯一专门研究多边贸易体系的专业刊物《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现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曾负责草拟新中国第一个进出口贸易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出版了近20多本专著,发表各类文章200多篇;他和周汉民共同编写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一书,被誉为在中国普及关贸总协定及世贸组织理论和实务知识的奠基之作。 

  

  

  

  

  

周汉民(1957年— ),浙江镇海人,教授。1983年从我校外贸经济系经济学专业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7年从我校国际经济法系毕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主任、研究生部主任、国际经贸研究所所长、法学院院长、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现任我校法学院名誉院长。曾任浦东新区副区长、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上海世博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上海中华职教社主任。

  

  

 

经世致用 精忠报国

——忆我的恩师汪尧田教授

周汉民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8年,期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历经1986710日到20011211日中国复关入世15年零5个月的漫长征程,终成入世大业。这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也印证了国家应对国际政治和经济诸领域重大变革并毅然决然与世界接轨的战略举措。转眼间,中国入世已行将15年。每每回忆这段峥嵘岁月,一定会忆起一生致力于中国外经贸事业、为中国复关入世伟大进程筚路蓝缕、开疆拓土的我的恩师汪尧田教授。今年,又正值汪教授谢世十周年之际,谨以如下的文字表达我对汪教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回想1986年年中,我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正式递交复关申请书后不久,已届耄耋之年的汪教授以超凡的勇气、超前的判断和超人的执着,在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季崇威同志和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同志的倡议下,尤其是在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召集上海有关大专院校的志同道合者,成立中国复关研究课题组。就是在课题组成立大会上,我有幸第一次近距离聆听汪教授关于成立课题组的意义和未来发展的构想,于心感受到一位早年留学美国、始终关注中国与关贸总协定关系的学者之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情。

  

  

197811月 汪尧田创建的我国第一个研究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专门机构——GATT/WTO上海研究中心举办“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讲习班(主席台右一为汪尧田)

  

 

 

汪尧田(左二)与中国参加“复关”谈判的首席代表沈觉人(左一)参加国际研讨会

  

出于对年轻人的厚爱,汪教授延揽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年轻学者,进入课题组工作,大家白手起家,学用并举,秉着对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一腔豪情,从最基础的研究开始,始终奋斗在为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新战略的制定和复关进程而坚持不懈提供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道路上。经过多少学者的忘我工作和不断努力,19893月,在该课题组的基础上,正式组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汪教授出任主任,这是我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关贸总协定研究机构。此时我刚出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主任,有幸得到汪教授和各位前辈及同行的信任,出任该中心的常务副主任。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诞生。19961月,该中心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汪教授继续担任中心主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2006年汪先生谢世之后,我曾出任该中心的主任。

  

  

汪尧田(左)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右)参加“中国加入世贸的前奏——国际法律专家圆桌会议”

  

回忆从中心成立到中国入世成功这关键的15年,在汪教授的领导下,我们中心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和基础性的研究,无不带上汪先生经世致用、精忠报国的痕迹。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925月,由汪教授主编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正式出版,成为国家在该领域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书名由汪道涵老市长题写,前后一共出版了8版并且荣获全国财经十佳读物和畅销书奖。为了提携新人,汪教授点名让我和他成为该书的共同主编。在十几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该书的学术研究架构和社会影响都得到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学界的认可及赞许。随后,就在世界贸易组织刚成立的当年即1995年,汪先生和我任共同主编的《世界贸易组织总论》出版,汪道涵同志题写书名,吴仪同志作序,这是国内第一本完整论述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专著。除此之外,在这一期间,我们有数十个内部报告上呈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就中国入世的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深入剖析,比较研究,建言献策,坚持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入世进程,力尽绵薄,鸣锣开道。中国复关入世15年的道路,从来不平坦,也从来不平凡,特别是1999年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入世谈判进程一波三折。在这一关键时刻,汪教授毅然提议,就我国入世的方向性问题和关键领域的谈判对策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这份由汪教授领衔并共有12名教授联名的建议得到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采纳,我也是联署人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关键时刻,我曾经2次就中国入世的影响、挑战和对策向党中央报告。记得有一份报告是在1999年的寒冬腊月写成,我坐在没有暖气的朝北房间内,秉烛夜书,但想到汪教授为国家前途大义凛然、奔走呼号的场景,我心中涌动的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豪情。

汪教授一生的贡献良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他始终认为“不开放,中国就没有出路”,始终坚持要从思想上消除对继续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犹疑态度,明确对于世界贸易组织,加入比不加入好,早加入比迟加入好。就是这样的坚守,才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汪教授的殷殷赤子心、片片报国情,动人心魄。

追随汪教授从事国家复关入世的研究,首先需要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成立课题组,继而成立中心,一无正式编制,二无持续的经费,更不易的是中心所有的学者来自方方面面,有上海外贸学院的,有复旦大学的,有上海财经学院的,有上海海关专科学校的,有上海社科院的,大家聚集在一起,完全是出于报效国家的情怀,也是由于汪老个人的魅力和学术的影响力所致。青灯黄卷,甘苦自知,这虽是“业余闹革命”,但成果决不业余,我们许多的内部报告和公开出版物,深得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深得外经贸部的高度赞赏,深得海内外学界同道的高度赞誉,所有这一切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2005年 汪尧田在“中国外贸法制与WTO规则的融合”研讨会上致辞

  

追随汪教授从事国家复关入世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是要长期坚持,长期艰苦,长期奋斗。我们常常在当时位于汾阳路的上海海关专科学校和古北路的上海外贸学院内开会,但更多的是,在常熟路上汪老拥挤而狭小的家里开会。暑去寒来,年复一年,大家聚在一起,就是议大事,就是谈问题,没有人想过报酬,没有人提过条件,更没有人把学术上的争论上纲上线。今天想来,这种氛围多么让人留恋,这种战友情怀多么让人向往。如果当时没有汪老作为一个领军人物执着前行,没有汪老对大家的尊重尤其是对青年人的提携,我们要取得任何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汪老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因此,多少年来,我始终认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汪教授都是我们国家研究复关入世的第一人。

追随汪教授从事国家复关入世的研究,最深切的感悟就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报国一定是需要明确方向的。成立课题组之际,汪老已是耄耋之年,完全可以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但他却把人生最后的二十年过成了最忙碌、最充实、最有成就的时光,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的专著超过20多部,论文超过百余篇,还不算上接受传媒的采访和在全国各地的演讲。我曾有5年时间出任中心刊物《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后成为上海外贸学院学报)总编,从中深刻感悟到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才是何等荣耀、何等值得庆幸的人生。就是在裘劭恒和汪尧田教授的影响下,我1987年的硕士论文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美国反倾销、反补贴法的比较研究》为题,从而开始了时至今日三十年以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组织法为长期研究的学术方向。

追随汪教授从事国家复关入世的研究,就是要心无旁骛,在关贸和世贸研究的崎岖道路上,坚定前行,不断做出成绩来。除了前面提及的汪老和我共同主编出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与《世界贸易组织总论》之外,2000年,我主编了《中国走进WTO》,该书2次增印,发行量达16千册。之后,在2001年,我又主持了对这本书的全面修订和增改,形成了《中国走进WTO(最新版)》一书。汪老对之深表赞赏,在《新民晚报》上撰文推荐此书,文章的标题为《严谨执著孜孜不倦》。今天读来,与其说这是汪老对我的嘉勉,更不如说这是他对我一生的期望。2002年,我出版了专著《思想的历程:复关入世文集》,总结15年来我在复关入世道路上相关的学术研究。尽管当时我已远在法国巴黎,作为中国驻国际展览局代表全程参加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申办,但我仍然没有懈怠在世界贸易组织领域内的研究和探索。2003年,申博成功回沪后不久,我主编的《与WTO规则的融合:中国外经贸法律新制度》问世,进一步探讨和总结我国为复关入世所作的重大法制调整。于我而言,汪老就是人生的一盏明灯,让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知疲倦,没有终点,走向光明。

  

  

庆祝汪尧田教授执教50周年座谈会

( 左三为汪尧田、左一为周汉民)

曾记得1998年,在汪老80华诞暨从教50周年座谈会上,我代表学院衷心祝福汪老寿比南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带领我们前行。就在那一刻,汪老以陆游的诗自勉,“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就是豪迈的汪尧田先生。然而,我们一直认为可以在治学为人方面继续引领我们前行的汪教授在2006年结束了他经世致用、精忠报国的人生历程。听到噩耗,无比哀恸,我当天撰写了一幅挽联,后来高挂在告别汪老的大厅内,挽联写道“七十年治学,三尺书桌容天下,谋江山杜稷国富民强,矢志不渝;二十载穷尽,几多学人聚左右,论入世之道建谋献策,忠心赤胆”,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汪尧田教授。

多少年来,每每看到书架上与汪老合著的那几本书,每每看到汪老领导的研究中心同仁们出版的其他论著和译著,每每想起汪老如炬的目光和灿烂微笑的神情,我总是在想,人生就该这么过,道路就该这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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